据报道，近期各地高招志愿现场咨询会陆续召开，高校招生计划、新增专业和转专业政策密集发布。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，越来越多高校进一步完善转专业政策，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。
梳理各校做法，思路大致分两类：
一类是对“转出”硬指标做减法。以往，是否具有转专业申请资格，首先取决于专业名额、转出时间、是否跨校区、专业绩点排名等条件。今年，高校普遍在转专业政策上进行大幅松绑，四川农业大学表示“转出不受限，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”；天津大学则宣布“大类分流专业任选，且取消了转专业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”，目的是让学生的专业选择真正回归到兴趣与能力的匹配上来。
另一类思路则是将专业选择权交给学生自己。据报道，西南财经大学从2026级起推出本科生“自主选择毕业专业”制度，学生可自主跨专业修读课程，修满规定学分、符合毕业及授位条件，就能拿到相应本科专业的毕业证和学位证。这一制度看似没有“转专业”这个动作，却达到了转专业的效果，为学生们提供了相当大的专业自由度。
不论哪一种思路，将专业选择的“试错权”交还给学生，的确回应了人才成长过程中的现实需求。一名18岁的高中毕业生，在填报志愿时很可能受困于分数、受制于家长偏好、受限于对专业的模糊想象，直到真正坐进大学课堂，才看清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在。还有的专业读着读着，可能就被技术迭代冲得七零八落。正因如此，给予学生转专业的自由，既缓解了选择焦虑，也为个体成长提供了试错空间。
不过，政策松绑大步迈出之后，后续配套改革如果不跟上，这份善意就可能变成另一种困境。比如，“转出”门槛降低后，如何防止部分学生采取“低分专业录取、再转至高分专业”的曲线策略？当高考分数作为专业分配的信号被新标准替代，如何在“门槛降低”和“标准不降”之间找到平衡，直接考验着学校的治理智慧。该以怎样的考核方式决定谁进谁出？恐怕，这还需要高校及各学院给出清晰的标准，从而既守住公平底线，又能精准识别真正具备兴趣与潜力的转专业学生。
同时，学校在为学生打开转换通道的同时，也不能把转换的困难全部交由学生自己去扛。转专业学生往往面临着学业和心理的双重压力，既要跟上课程节奏，也要重新融入集体。现实中有学生宁可“降两级也要换专业”，这种近乎“回炉重造”的方式，虽然勇气可嘉，但也折射出转换赛道背后的代价。因而，学校应当为帮助学生度过“适应期”做足准备。
更为现实的问题是，一旦转入热门专业的人数激增，原有师资、实验室、实习资源能否承载？培养质量如何保证？当“转出零门槛”成为招生吸引力时，高校是否已经做好了“转入有质量”的准备？这些追问，不容回避。
将目光再拉远一点，转专业渠道是否畅通，本质上回答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能力培养的渠道是否畅通。在一个行业边界日益模糊、职业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的时代，高校专业的边界也在不断松动，甚至被重新定义。与其让学生困在“标准化”的人才培养方案里，不如让教育真正回归到“人的发展”这条主线上来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转专业只是手段，而帮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的赛道、跑出自己的节奏，才是目的。（光明网评论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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